宋代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是用編年史體纂述的，以時間為本位，排列順序，是將每日所發生的大事，皆雜記於同一日內，時間雖很清晰，但就某一連續數年或十數年之大事而言，被年月隔開，不免間斷，或分散在數卷中，難以披尋。這是編年史體美中不足之處，也是讀《通鑑》的人共同感覺到的困難。南宋袁樞早年熟讀《通鑑》，深有此一體認，乃嘗試著改編以事件為中心的史書，每一事件再依時間順序排纂，中間盡用《通鑑》原文，冠上年月，使之上下貫通，遂創了紀事本末的新史體。袁氏紀事重在探尋國家之病源，而思所以防治之方，如能將亂源一一堵塞住，則治平可立而待，頗能宏發《通鑑》之主旨。如以《通鑑》承襲《左傳》，則《通鑑本末》似類《國語》。紀事本末體以事為主，使讀是體之史書者能瞭然於史蹟之時代關係，掌握住歷史發展中的重大事件，而尤便於初學，這一優點，絕非編年、紀傳二體所能企及的。所以在袁樞以後，諸家紛起效之，紀事本末體遂由附庸蔚為大國。後繼者有章沖、彭百川、楊仲良。彭、楊二家之書是私修的，而官修的紀事本末體史書在寧宗以後也出現了。足見南宋中期後，用紀事本末體編修史書，已為學界所歡迎了。明清人此類著作，更不下一百多種。這些著作雖各有其特色，惟均未能跳出袁樞之範疇之外，又可看出宋代史學是極進步的，一方面承襲往古，一方面創新體裁，為近世史學開導先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