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一個人的政治行爲可以從他的基本關懷出發。如果我們閱讀顧炎武的日知錄以及其他政治性隨筆可以強烈覺察到他對許多歷史及當時人物的強烈批判(例如他對三王－王夷甫、王安石、王陽明等幾乎不盡人情事理的苛責)，以及對風俗與地方權力的重視，如果再進一步探索，在這些批判、重視的背後似乎可以找到顧氏的基本關懷―就是中國在第二次亡於非漢族之手―滿清的入主中國。如何在當時對滿清鬧爭以及將來如何避免異族之征服可以說是顧炎武參與政治行動及立言的主要課題，本文就想先從中國歷史上地方勢力的興衰以及顧氏本身對之趨勢的了解談起，再以這種了解如何與顧氏的對外觀念聯結而構成顧氏的政治理論基礎；最後提出並說明顧氏的基本關懷以及政治理論的展開。簡單說來，顧炎武的政治理論的大要如下：在對中國第二次亡於異族的基本關切之下，顧炎武又引伸出幾個次級的關懷：明朝滅亡的原因何在？如何在短程內有效地配合自己的情況使局勢改觀？如何在長程的觀點下使異族的入主中國不再重演？顧炎武認爲中國之被異族征服有兩個層面：在文化思想風俗上受到其他文化的污染腐蝕而遭到異族的入侵，（「如辛有適伊川，見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歷史上中國遭異族之入侵也有不少次，可是中國之被征服卻是由於宋朝以來地方政府行政、財政、軍事方面各項權力的削弱以及民眾對其向心力之減低而成爲可能。(「今之州縣，官無定守，民無定奉，是以常有盜賊戒翟之禍，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其於此種整體的認識，顧氏在日知錄等作品中提田對地方政府的行政、教育、社會與經濟的政革方案。這些改革主張之問都有有機的聯繫、有互相增強的作用，使整個地方政府不但是一個強有力的政治結構，同時也是一個居民感到休戚相關、願意生死與共的一個共同體。也許從這個觀點來看顧炎武的政治思想才能明白它們不但不是自我矛盾或是零亂無章，反而很有其一致性。